我出生在台灣，但卻在美國密西根州的純樸小鄉鎮成長。我的美國父母篤信安息日會，非常虔誠，謹守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，平時茹素，一點點肉都不能吃，周末時光是奉獻給教會的。

安息日會是基督教當中紀律最嚴格的，當然，對於「愛」這件事，也有它「嚴肅且侷限」的見解。


故事是這樣的：我青少年時曾經加入美式足球（Football）校隊，某天下午，練習完，帶著一身痠痛的肌肉回到宿舍，我的黑人室友就說：「讓我來幫你按摩吧，你的肌肉會放鬆一點。」

一整天大量消耗體力，讓我累透了，在室友的按摩下，我昏昏沉沉的睡著了。當我再次清醒時，我發現室友已脫下我的褲子，正在對我做些不禮貌行為。

我氣急攻心，逃出房間後，飛奔去找足球隊上的隊友，並且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事，他們立刻衝上樓對這個黑人就是一陣毆打。當時的我與其他小鎮居民一樣，都患有Gayphobia（同性戀恐懼症），一旦認為身邊的人「可能」有同性戀傾向，就會以暴力、霸凌等非理性行為來表達自己對同性戀的不齒、不認同。


＂好多年後，我才發現，當時有同性戀傾向的，可不是只有室友一人，足球隊上的隊友，長大後也出櫃了。＂


我在大城市波士頓就讀哈佛大學，那時候的我就像逃出小鳥籠的鳥兒一般，看到什麼都「驚奇」不已，當然，在大城市中看到同性戀，我也「驚嚇」不已。那時，我才發現，我的驚嚇反應非常不妥當也不得體，多數的人都知道「同性戀」只是一種傾向，只是一種選擇，而且這種選擇，與他人無關。

最近在台灣鬧得沸沸揚揚的同性戀婚姻是否該立專法或修改民法，這對在美國長大的我覺得荒謬不已，「什麼時候我要結婚，需要路人或護家盟的人同意了？」我甚至不知道這些人的名字、他們從何而來，但我的婚姻，需要別人同意才能成立？


＂雖然美國這幾年才開始承認同性婚姻，但大部分人們都認同同性戀，甚至不覺得同性戀有什麼大不了的。這些路人、陌生人、不相干的第三人的異樣又不友善的眼光，讓這些應該得到幸福的人，覺得自己幸福是一種犯罪。＂


我醫院中部分員工是同性戀，對我來說，他們愛誰、私生活如何，我從不過問，只要你們幸福就好。我有個員工，談到自己是同性戀，與伴侶的生活真的非常幸福，卻從來不敢對外人說。

試想，當你過著幸福的生活，卻沒有人可分享，只因為害怕他人的異樣眼光。這些「他人」、這些「異樣眼光」，如同霸凌，如同剝奪別人幸福的劊子手。

我曾經收治過一個奇特病例，我想分享給大家。大約10年前，我曾收治過一名患者，她在病歷上寫著Ｆ（女性），但身材高挑，五官精緻，自信氣質不凡，非常美麗。我一看到她的Ｘ光，就覺得這一定是我的病人，這植牙的風格、穩定度，一定出自我的手。


但又仔細查看了一下病例，她自述是第一次到診。但我非常肯定，她一定是我的患者。當晚，醫院休息後，我在病歷室不斷尋找類似的Ｘ光，幾小時後，終於被我找到，原來，五年前，「她」是「他」。

是的，她變性了。五年前的他，走進診間時的萎靡、毫無生氣；五年後的她，帶著自信與快樂生活著。

幸福快樂是自私的，與他人都無關，也當然，不需要替同性伴侶的孩子如何稱呼他爸爸媽媽，這些小小的幸福，都與理念不合的人無關。


而今天同性伴侶之所以需要法律當作防線，是因為這些同性戀患者愛著他們的另一「伴」，因此需要法律做後盾，讓他們的生活無顧之憂。我想告訴正在立法院的朋友們，我們永遠要做值得期待的事情，加油。